当前被归类为低价值言论的包括：虚伪陈述(false statements of fact)、无新闻价值的揭露隐私讯息(nonnewsworthy disclosures of private information)、商业性言论(commercial speech)、猥亵性言论(obscenity)、淫荡粗俗不雅的言论(the lewd，the profane，and the indecent)、仇恨性言论(hate speech)、色情言论(pornography)等。
[22](2)发表言论者使用的言论于其情况下可能造成立即不法行为。有合理理由质疑内容真实性却未进一步查证。
而对于非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Clark v.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案中将审查象征性言论的O' Brien基准和审查言论表达的时间、地点与方法的合理限制基准相互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审查基准，即：(1)政府此项限制的权力是否为宪法所赋予。但是，真正当2013年公安部门启动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之后，为配合该次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中却未使用谣言一词，而是采用捏造事实、编造虚假信息等内涵更为明确的术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法律适用部门对于谣言这种未经证实的信息的认定困难的担心。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27] Masson v.New Yorker Magazine,501 U.S.496(1991). [28]张凯：《一个科学合理解释的质疑——评两高网络谣言司法解释》，《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而只有被告具有真实恶意，才能进一步请求推定损害赔偿或者惩罚性损害赔偿。
(2)对于查证不属实并且造成了危害后果的谣言，依照相关法律进行追究。摘要: 谣言是信息不确定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政府需要规制的是那些可能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产生危害后果的谣言，即诽谤性言论和煽动性言论。[10]进入90年代，宪法学界开始关注宪法的适用，从制度层面寻求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机制的突破，并开始脱离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建立学科的自足性与专业性。
另一种则借鉴法国宪法委员会，结合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思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宪法委员会。《魏玛宪法》的结构使政府更迭频繁，无力应对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德国在主权受损的危机时刻，亟需政治上的决断能力，但同时又需为之找到正当性基础。[44]前引18，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一文。后者则在于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实现特定的功能和目的，然而在特里佩看来，斯门德所建立的这种区分并无太大的意义。
[17]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哈贝马斯则从康德的脉络中找到了公共性（Publizit?t）原则作为沟通政治与道德的桥梁，从而使公共意见、理性讨论和商谈成为政治的基础。
[127]也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学派与斯门德学派之争体现的并不明显，很多学者既非施米特学派也非斯门德学派，而是与魏玛时期的论争保持距离，参见C.M?llers,Der vermisste Leviathan.Staatstheorie in der Bundesrepublik,Suhrkamp 2008,Frankfurt am Main,S.33 [128]K.Hesse（Fn.120）,S.28f.;auch vgl.R.AIexy,lheone der Grundrechte,Suhrkamp l986,Frankfurt am Main,S.75f. [129]E-W.B?ckenf?rde,Dl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Bestandsaufnahme und Kriti kritik,in:ders., Staat,Verfassung,Demokratie.Studien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2.Auf1.1992,S.64ff. [130]对于宪法教义学的开放性以及如何开放，宪法变迁在宪法教义学中的地位与功能等，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今天我们在提到政治一词时，也经常指代法律之外的权力运行规则、权力秩序、领导意志等，政治和法律截然分开。[21] （一）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 强调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主要可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宪法价值的结合，如儒家宪政主义以及有学者在现代宪法体系下讨论家与个体自由原则的关系。张龔：《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在宪法之内，国家权力的设立和行使需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durchg?ngig）、从一系列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规制系统。从该问题延伸出去而产生了谁来解释宪法合宪性解释等问题，具体参见强世功：《谁来解释宪法：从宪法文本看我国的二元违宪审查体制》，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在分析历史哲学的维度中，认识历史又有还原历史与再造历史之分。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
由此而衍生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实证的宪法文本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规范体系为基础，是否承认和树立宪法文本的权威，还是在宪法文本之外寻找政治和国家的正当性基础。但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宪法学界的迷思[37]和思维定式，转而研究实践中的政治规则，探寻看不见的宪法隐蔽的宪法或者真正的宪法，[38]解决中国宪法研究中看不见中国的现象。
[19]我们仍然同属于政治宪法学，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是相同的，我们的方法论也是相同的，我们都把宪法视为一种‘政治宪法，认为百年中国宪制体现着民族（国族）的政治意志与决断及其理性选择，中国的宪法学应该正视现代中国的人民主权，把握其隐含的人民、党与宪法的根本性关系，揭示其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施米特区分了绝对宪法、实定宪法和理想宪法，其中绝对宪法是生存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是整体的政治状态、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过程。
[53]Heller,ebd.,S.13. [54]Heller,ebd.S.14f. [55]R.Smend,Schlusswort,in: VVDStRL,4（1928）,S.96. [56]C.Schmitt,Verfassungslehre,9.Aufl.,Berlin 2003,S.4f. [57]施米特在这里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情况，意味着这一路径本身存在的分歧。[117]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分化与耦合的图景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双轨制，[118]解决双轨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并轨法律的危险。《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12]这里的区别是，宪法为政治规定了权限和主体，但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政治仍有广泛的裁量范围和存在的余地，但政治不能超越宪法行事则无可置疑。以齐玉苓案为契机，学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宪法司法化之争，司法化一时间成为传统宪法学的标签。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规范宪法学 政治与宪法关系 。
这一识别过程必然包含何谓宪法的判断，包含什么样的规则是好的或者有效的正当的这一判断。[71] 三、如何理解政治：政治宪法学的内在分歧 以上所总结的政治宪法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路径与思想的分歧，高全喜教授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藉由政治宪法学兼顾历史性、中国性与政治性。
[78] 对于政治宪法学者而言，从政治角度研究宪法的原因是，宪法是政治法，宪法与政治密切相关。施米特在界定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时，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绝对宪法：一种是政治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绝对宪法，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的政治统一体。
[75]在高全喜教授的政治宪法学中，历史主义和规范主义就成为其区别陈端洪教授政治宪法学的关键词，也成为区别儒家宪政主义与中国宪政模式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所寻求的知识资源包括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施米特（Carl Schmitt）、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07]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定宪法的概念来自于绝对宪法，并导致了宪法与宪法律概念的区分。[122]比如基本法时期的施米特学派与斯门德学派，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9]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对于这种政治宪法学而言，至少需要交代清楚的是，此种意义上的宪法与政治政制自然法的区别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研究与实证意义上的政治学或者超然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之间研究的界限何在？这是一种外部视角的研究，还是一种内部视角的研究？如果是一种外部视角的宪法研究，那么是否可以定性为宪法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宪法研究的路径从根本而言在于建构一种政治理论或者说宪法理论，而理论需要体系化，因此就需对其对象、方法、路径以及如何应用于具体问题有深入分析，而这至少需要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施米特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政治上区分敌我的理论，被认为如果没有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基础，没有具有担当和发展能力的宗教基础，将不可避免引向政治上的非理性主义，并成为毫无根基的、永久例外状态的市民战争之意识形态。
这一模式的政治宪法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制宪权、主权、公意、根本法、例外状态、政治决断等。同样，在政治宪法学内部，对政治的理解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构成政治宪法学内部难以统一的根源。
具体可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105] C.Schmitt（Fn.55）,S.4ff. [106] Ebd.,S.20ff. [107] Ebd.,S.36ff. [108]这一区分的后果是，宪法是绝对不可以放弃和触碰的，宪法律却可以在例外状态时得以悬置，C.Schmitt,ebd.,S.26。
政治并不存在于战争本身之中，因为战争拥有自身的技术、心理和军事规律，但是，政治却存在于由战争这种可能性所决定的行为方式之中。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分歧就在于对政治与宪法关系的不同理解上。
要理解政治宪法学的抱负，自然需了解其在中国当代产生的历史机缘。在生命（活）中精神联系的完全性（Totalit?t）中发挥作用。反对忽略国家建构和政治现实的法条主义思维。前者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在历史运动中发现国家理性，是历史理性本身自我呈现的过程。
按照这个宪政标准，体现其他价值的宪政可能就不是宪政，甚至乃是反宪政（anti-constitutionalism）。二、中国化的政治宪法学问题意识与知识资源 一种理论或学派总是为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而生的，政治宪法学亦不例外。
[45]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3页下。[4]典型如翟小波、张龔、翟志勇、刘刚、田雷、田飞龙等。
反对在解释中国宪法时简单复制和移植西方的概念与理论。这不仅没有取消政治，而是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进行了界分，并将宪法视为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两个系统之间通过宪法能够形成激扰。
